七天传媒:环球科技七天博览(2019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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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 全球2020年抗艾滋病目标将无法实现
  • 教育部谈来华留学经费使用:对违规招生院校取消资格
  • 钾通道缺陷或导致偏头痛
  • 青蒿素衍生物红斑狼疮候选新药进入II期临床
  • “猪八戒”可以给“唐僧”输血了
  • 输血或能传播老年痴呆
  • 万钢:燃料电池汽车是市场的最佳选择
  • 白蚁可使雨林免受干旱危害
  • 人工智能战胜世界顶尖德州扑克选手
  • 导致上万儿童畸形的“反应停”到底是怎么上市的?

 

全球2020年抗艾滋病目标将无法实现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9年全球艾滋病报告”显示,去年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仍达77万,预计无法完成到2020年把人数控制在50万人以下的目标。报告说,去年全球新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为 170 万,与 2010 年相比下降了 16%,这主要是因为东非与南部非洲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但全球在减少新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提高治疗率以及降低死亡率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正在放缓”。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古妮拉·卡尔松在发布会上呼吁各国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在 2020 年前实现三个 90%目标,即:9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自身知情,90%知情的感染者获得治疗,及 90%接受治疗的人体内病毒受到抑制。(新华网)

【洪田点评】艾滋病的防治远未成功,大家还需警惕,警惕,再警惕!预防,预防,再预防!

 

教育部谈来华留学经费使用:对违规招生院校取消资格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人近日表示,将进一步完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招生和管理,提高标准,保障质量。同时,健全奖学金院校考核评估机制,对违规招生或培养质量不达标的院校,取消招收和培养奖学金生资格。

近日,来华留学相关问题引起社会热议。围绕中国发展来华留学教育的相关政策等问题,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在谈及来华留学经费使用情况时,负责人表示,来华留学经费主要用于资助根据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地区)政府签订的教育交流协议到中国高校学习或开展科研的非中国籍公民。2018年共有6.3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在华学习,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12.8%。来华留学经费直接拨付高校,大部分由高校统筹用于来华留学生培养、管理等支出,仅生活费发放给奖学金生本人。

负责人指出,目前,中国和180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教育交流协议,支持双方互派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深造。其中,教育部以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形式资助对方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同时中国学生通过对方国家提供的奖学金赴海外学习深造。负责人称,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来华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有力提升了来华留学生源层次和水平。2018年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中,攻读学位的硕博研究生占70%。多年来,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和杰出校友,为促进中外友好合作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负责人强调,教育部高度重视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源和培养质量,要求国家留学基金委和高校实施严格的遴选和录取程序,通过年度评审等方式对奖学金生进行严格考核,未通过评审的,中止或取消其享受奖学金的资格,切实提升培养质量和使用效益。

此外,负责人提到,教育部将进一步完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招生和管理,提高标准,保障质量。同时,健全奖学金院校考核评估机制,对违规招生或培养质量不达标的院校,取消招收和培养奖学金生资格。(中新网)

【洪田点评】中国高校内的留学生乱象最近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高校为何热衷于招收留学生?为了获取国家经费。一窝蜂的作法,使得留学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关管理措施需要反思和改进。

 

钾通道缺陷或导致偏头痛

一项老鼠研究显示,参与疼痛检测的钾离子通道缺陷会增加头痛的几率,并可能与偏头痛有关。相关论文7月15日发表于eNeuro。

一种被称作TRESK的钾离子通道被认为可以控制感觉疼痛、热、冷和触摸的周围感觉神经元的兴奋性。尽管这些通道存在于感觉身体和面部疼痛的神经元中,但通道突变似乎只与头痛有关,与身体疼痛无关。

湖南湘雅医院、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分析了TRESK通道缺陷的敲除小鼠模型,并测量了由此产生的神经活动。研究人员发现,小鼠只有面部疼痛感受器更容易兴奋,而且感觉神经元有更多的自发活动。

通过行为测试,研究人员观察到,敲除小鼠模型对温度和触摸刺激的敏感性有所提高,它们的面部也出现了更多与头痛相关的行为,但没有身体疼痛的行为。这些结果表明,TRESK通道具有细胞特异性的作用,并负责调节面部感觉神经元的疼痛,使其成为偏头痛治疗研究的目标。(中国科学报)

【洪田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思路,未必适合所有的偏头疼。进一步假设:食用富含钾离子的食物,如香蕉等,是否会预防偏头疼的发生呢?

 

青蒿素衍生物红斑狼疮候选新药进入II期临床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左建平课题组和李英课题组,通过对天然产物青蒿素进行结构优化,获得了具有更强免疫抑制活性的水溶性青蒿素衍生物马来酸蒿乙醚胺,并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件。最近,通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伦理审查,该药II期临床试验在该院风湿免疫科开展。

据悉,这种新型青蒿素衍生物的免疫抑制活性发现及应用,已获得国内外两项专利授权,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最复杂、最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由于发病机制不清和疾病的异质性,使得治疗药物的研发成为国际药学界公认的最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之一。马来酸蒿乙醚胺是服用方便的新型小分子药物,疗效作用机理清楚。作为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化学I类候选新药,现已完成I期临床研究,与目前广泛使用的治疗红斑狼疮的药物(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单抗类药物)不同,其通过多靶点途径恢复疾病状态下失衡的免疫内稳态,避免了单抗类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同时,马来酸蒿乙醚胺与现有青蒿素类药物相比,具有水溶性好、免疫抑制活性强、用药剂量低和口服方便等特点。

据悉,II期临床试验将在被确诊为轻中度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中开展。专家表示,如临床试验顺利推进,上市后将有望填补该领域小分子药物的空白,为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中国科学报)

【洪田点评】如果有效,无疑是重大医疗突破,是患者的福音。这一研究团队的发现,应该早于屠呦呦的团队。

 

”猪八戒”可以给“唐僧”输血了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陈力教授课题组和浙江中医药大学的孙桂芹副教授课题组合作,利用糖苷酶技术对猪红细胞进行改造,可以快速有效解除人体对猪红细胞的急性排斥反应,为猪红细胞的临床应用打下了基础。该研究成果日前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微生物与感染》杂志,相关酶制剂及应用方法已申请专利。

据专家介绍,人的血型是由存在于血细胞上的血型特异性寡糖结构所决定的。A血型人群的红细胞表面存在A特异性寡糖,没有B特异性寡糖,血液中存在抗B型血特异性寡糖的抗体,一旦输入B型血,体内会立刻发生由抗B型血抗体介导的急性溶血反应,所以A型血病人不能接受B型血输血。与人的ABO血型相似,异种间的红细胞上也存在不同结构的寡糖。猪血与人血的主要不同,是猪红细胞表面的寡糖,多了一个末端半乳糖,成为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靶点。人的血液中有极高的抗体,一旦猪红细胞进入人体,会立刻引发急性溶血反应。这一反应,限制了猪红细胞的人用。

陈力团队在长期细菌研究中发现,脑膜炎败血伊丽莎白金菌中有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半乳糖苷酶,经基因克隆,蛋白表达纯化和功能分析后确认,该酶在生理条件下,能够高效酶切猪血细胞末端半乳糖,其“非凡”之处在于,它可以在生理条件下,特异性水解猪红细胞表面存在的异种寡糖结构,将猪红细胞寡糖末端的半乳糖除去,成功制备成人化猪红细胞。

陈力说,以前一直说“猪八戒”不可以给“唐僧”输血,因为猪血进入人体后,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攻击,产生急性溶血反应而导致严重后果。但猪血经特异的糖苷酶处理后,可有效解除急性溶血反应,因为猪红细胞上能被人体免疫系统攻击的主要目标被水解了,不存在了。他表示,这项研究成果对保证在战争及灾难等紧急条件下的大量供血有重要意义。(科学网)

【洪田点评】真正实现“猪八戒”给“唐僧”输血,还需要考虑其它因素,如“猪八戒”的血是否没有动物病毒感染等。

 

输血或能传播老年痴呆

人们从像库贾氏病(CJD)一样的朊病毒疾病中了解到,错误折叠的蛋白会传播大脑疾病。例如,CJD能通过感染了朊病毒蛋白的肉制品或者输血传播。和CJD一样,阿尔茨海默氏症也涉及一种被称为β-淀粉样蛋白的错误折叠蛋白。这种蛋白斑块在患有该疾病的人类大脑中堆积,尽管目前尚不知道斑块是疾病的诱因,或者仅是一种症状。

有证据表明,β-淀粉样蛋白可能像朊病毒一样传播。如今,一项研究发现,当健康小鼠被同拥有阿尔茨海默氏症斑块的小鼠结合在一起时,前者最终开始在大脑中形成β-淀粉样蛋白斑块。当斑块以这种方式在健康小鼠体内形成,它们的大脑组织随后开始坏死。这表明,阿尔茨海默氏症确实能通过血液中的β-淀粉样蛋白传播。“这种蛋白能进入同患病小鼠相连的健康小鼠的大脑并且导致大脑退化。”领导此项研究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Weihong Song表示。

该团队利用的是拥有可产生人类版β-淀粉样蛋白的基因的小鼠,因为小鼠不会自然地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该基因使小鼠形成了和在人类大脑中见到的斑块相似的大脑斑块,并且展示出相同模式的神经退化。随后,研究人员通过手术将患有类似于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小鼠同未拥有β-淀粉样蛋白基因的健康小鼠连在一起,并且使其共享同一血液系统。β-淀粉样蛋白开始在健康小鼠的大脑内堆积。在4个月的时间里,小鼠大脑中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关键区域的活动模式也发生了改变。Song表示,这是科学家首次发现β-淀粉样蛋白会进入另一只小鼠的血液和大脑并且引发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症状。(新科学家)

【洪田点评】如果这一结论在人体也成立,那么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血液不宜输送给他人。

 

万钢:燃料电池汽车是市场的最佳选择

7月2日,在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论坛现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表示,燃料电池汽车具有清洁零排放、续驶里程长、加注时间短的特点,是适应市场要求的最佳选择。“推广燃料电池汽车,需要在示范运营区构建集制氢、储氢、运输、加注和商业运营一体化的氢能体系。”万钢说。

万钢指出,“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推动着汽车产业能源动力、生产运行、销售使用的全面变革,“这场百年未遇的大变革,不仅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赋予了新动能,也带来了重塑世界汽车格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机遇”。

万钢强调,电动化的核心内涵是由电力驱动的汽车能源动力的变革,“新能源汽车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截至2018年底,全球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突破564万辆,中国占比达564万辆,连续四年居世界首位。

万钢表示,智能化的核心内涵是汽车生产运行方式的变革。“随着5G移动互联、北斗导航、传感技术、指挥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相关支撑技术和产业优势日趋增强,未来将不断促进智能互联和自动驾驶技术跨界融合。”万钢说。

共享化的核心内涵是汽车消费方式的变革,汽车企业的综合出行服务也成为新商业模式。与此同时,共享化还将向停车位、充电设施等方面拓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

万钢说:“产业发展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融入世界”。他表示,近20年来,中国在基础研究、技术标准、示范运营、市场推广中,积极参与和牵头组织了一批多边和双边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建立国际合作平台,创造了产学研合作新模式,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发展。

迎接这场百年未遇的大变革,万钢建议,一要做好定顶层设计,指定面向2035年的产业战略发展规划,做好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等跨产业、多领域融合发展的政策衔接;二要把握好新旧动能转换的节奏,在大力培育新动能的同时,注重传统内燃机行业的转型升级;三要加快改革和创新的步伐,电动化要强调质量安全,智能化要技术法规同步,共享化要防止无序竞争;四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鼓励整车企业、零部件、科技企业和汽车服务业加快国际化步伐。(科学网)

【洪田点评】如何避免过多汽车“掠夺”人类的生存空间,避免滚滚车流将地球淹没,或许是更加重要的课题。

 

白蚁可使雨林免受干旱危害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作为最古老昆虫之一的白蚁,虽然个头小,却有天大的破坏本领,甚至被认为是世界性害虫。它们不仅可以“吃掉”地板和家具,“喝掉”螺丝钉,甚至可以“吞下”一座房子,可谓“屋里白蚁,人人喊打”。

但是有一种树木可能十分欢迎这些小动物,这就是热带雨林。

近日,一个中外联合研究小组表示,在干旱时期,白蚁能帮助藤蔓幼苗的存活率提高51%。研究人员表示,这种体型微小的林木白蚁对热带雨林因干旱所致的有害生态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对维持干旱中长期的生态系统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论文近日刊登于《科学》杂志。“白蚁在某些热带雨林分布十分广泛。我们在婆罗洲工作时,可以看到那里有很多白蚁,于是我们想量化它们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该论文联合通讯作者、中国香港大学生物学系教授L. A. Ashton告诉《中国科学报》。

一场干旱

2015年末至2016年初,“超级厄尔尼诺”导致婆罗洲发生了一场极端干旱。当时,厄尔尼诺天气加上传统的耕地管理模式,造成土壤干裂、大片泥炭沼泽森林退化,并导致当年的旱季火灾转变成一场环境灾难。火灾吞没了印尼数百万公顷的森林,其中大部分位于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当时,由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开始从婆罗洲上的巴朗卡拉亚市出发,寻找并扑灭新的火种。一些人沿着河流考察,一些人则直接奔赴森林。Ashton团队也来到婆罗洲热带雨林。

在婆罗洲热带雨林中广泛分布的白蚁丘,吸引了科学家的注意力。长期干旱会对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功能构成威胁,并会极大影响树木死亡率,但似乎蚁丘附近的植物幼苗并未受到干旱的太大影响。

白蚁类已知是生态系统中某些最重要的策划者。它们能通过分解林地的有机物、木头和落叶,混合与维护土壤养分及调控湿度来改变土壤性质,这些都是维持雨林生态系统的关键因素。但该研究合作者、英国利物浦大学环境学系教授H. M. Griffiths表示,一直以来,林木白蚁对总体生态的影响基本上未得到量化,人们对干旱介导的对白蚁群体的变化如何在环境应激时影响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所知甚少。于是,Ashton和Griffiths等人决定对白蚁的抗旱影响进行量化。

“我们也曾在马来西亚沙巴州马里乌盆地保护区的一个大型野外观测站工作。在那里,我们跟一组研究助理一起工作,这些合作让我们能够在两年半的研究中对白蚁进行调查和监测。”Ashton回忆道。

量化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白蚁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我们在2015年厄尔尼诺干旱和之后每年的旱季,开始在雨林中进行大规模的实验操作。”Ashton说。

研究人员选取了热带雨林里的8块土地。在这些2500平方米的区域中,工作人员挖出或夷平了其中4块试验地的白蚁丘,并设置了毒饵,以便将这些白蚁驱除殆尽。而在另外4个区域,研究人员对这些昆虫置之不理。

但是,驱逐这些林地“土著”并不容易。于是,研究人员不得不尝试各种手段。“我们采用了十分‘新颖’的方法,利用厕纸卷对白蚁进行了针对性的抑制。”Ashton说。结果显示,在有完整白蚁丘和蚁巢的试验地中,干旱期间5厘米深度土壤含水量比白蚁活动中断的试验地高36%。研究人员指出,白蚁通常需要潮湿的环境,因此在必要时,它们会向下挖几十米或更多,以便把水带到它们的生活空间。而且,干旱期间有白蚁群落的土地上的白蚁活性和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后者导致了落叶分解速率、土壤营养混合及土壤湿度增加。

研究人员还报告称,在干旱期间,白蚁导致的近地表土壤水分增加对植物有益:被移植到白蚁仍然活跃的地区的藤蔓幼苗,比那些没有这种以木材为食的昆虫的地区的幼苗存活率高出51%。“这些结果的重要性在于,白蚁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过程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Ashton说。

发挥大作用

实际上,不仅在热带雨林,在非洲草原,白蚁丘也是植物生长热点。

2003年拍摄的一张对叶绿素敏感的卫星图片,改变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态学家Truman Young,他开始思考是什么塑造了这片土地的问题。当时,他和同事进行了肯尼亚长期围地实验。该项目圈了一片4公顷的土地,以评估大象、牛和其他食草动物对热带草原的影响。但在研究过卫星图片后,Young忽然意识到,白蚁也应被添加到研究列表中。研究人员表示,白蚁的挖掘工作能帮助土丘更好地保持水分。在一年中适当的时候,这些白蚁丘全部是绿色的,而其余的植被则是棕色的。普林斯顿大学生态学家Robert Pringle团队,通过建模白蚁、降雨量、土壤和植物间的互动,也推断白蚁丘是对阵气候变化的一个保险策略,保护其上的植被免受水荒困扰。

实际上,非洲的原住居民很早就意识到白蚁丘上的土壤比一般土壤更肥沃,且利于农作物生长。例如,白蚁能通过建造洞群改变土壤剖面等。白蚁丘还产生了“营养岛”,能维持其他动物的生存。通过诱捕白蚁丘附近的飞行和爬行昆虫,追踪以昆虫为食的蜘蛛后代,以及计算壁虎的数量,Pringle等人发现,所有这些在白蚁丘附近的生物都更大、更多和更高产。这些土丘就像热带草原的超级市场,同时也吸引了斑马、水牛、大羚羊等食草动物前来“购物”。

Ashton则预计,随着气候变化,未来几年干旱将更加频繁,白蚁或许能在热带雨林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未来,我们想了解白蚁在人类改造的景观中扮演的角色,包括遭到砍伐的森林以及农业系统。由于气候变化预计将导致干旱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增加,因此了解自然系统和经过改造的系统将如何应对干旱,以及白蚁将如何帮助减轻干旱的影响非常重要。”Ashton说。(中国科学报)

【洪田点评】每一种生物都有它们存在的理由,人类需要手下留情。当人类被自己无限的欲望驱动得为所欲为时,人类自己成为地球万物的公害了。

 

人工智能战胜世界顶尖德州扑克选手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7月11日宣布,该校和脸书公司合作开发的人工智能Pluribus在六人桌德州扑克比赛中击败多名世界顶尖选手,成为机器在多人游戏中战胜人类的一个里程碑。

美国《科学》杂志同日在线发表的相关论文显示,Pluribus与13名德州扑克高手进行了1万手不限注对局的六人桌比赛,每次比赛中由机器对5名人类选手,结果机器取得胜利。在另外一种形式的六人桌比赛中,由5个Pluribus与1名人类选手对局,结果机器分别在5000手对局中先后击败了德州扑克世界冠军达伦·伊莱亚斯和克里斯·弗格森。

在比赛中,Pluribus会让自己变得难以预测。例如常规打法是在牌最好的时候押注,但这很快会被对手识破,因此它会“耍点心眼”,不按常理出牌。分析显示,它会做出一些多数人类玩家都认为不好的决策,这在客观上也迷惑了对手。

研究人员指出,与让机器下国际象棋和围棋相比,德州扑克的挑战更大。德州扑克比赛中每方都不知道对手的牌,对手还可能在押注时虚张声势,因此决策只能基于不完全信息,这与真实世界中的问题更接近。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图奥马斯·桑德霍尔姆说,此前人工智能在“战略性推理”方面取得的成就仅限于二人游戏,此次在复杂游戏中战胜5名人类选手,将为人工智能解决真实世界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新华社)

【洪田点评】这样的新闻已经难以引起人们更多的兴趣了。我认为更值得研究的是:人工智能会对人类提出怎样的挑战和提供怎样的机会?是否会成为人类的掘墓人?

假如证明人工智能会最终危害人类的生存,人类会就此停止相关研究吗?大概不会。一个国家不进行相关研究的话,可能被其它人工智能发达的国家早早整死。与其死于他人人工智能之手,不如全人类同归于尽。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强大的武器。

 

回顾人类医药史上黑暗的一页:

导致上万儿童畸形的“反应停”到底是怎么上市的?

20世纪50年代,德、英等国相继出生了一些严重畸形的婴儿,他们四肢极短,手脚仿佛直接长在躯干上,因而被称为“海豹儿”。这起悲剧的罪魁祸首是当时流行的药物“反应停”,它被用来缓解孕妇的晨吐,最终却导致了大约一万名儿童严重畸形。这样一种危险的药物为何会成为流行?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从 1959 年开始,田纳西州的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议员着手推动美国对药品的监管升级。最令他不快的是制药公司的药品定价,对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明的粗陋标准也是个问题,不过重要性略逊一筹,也不那么受普通百姓关注。但基福弗感到消费者在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受到更好的保护。起初,他的这类努力都石沉大海。

与此同时,在联邦德国的斯托尔伯格村中,一家名为格兰泰制药厂(Chemie Grünenthal)的公司正在一间由 17 世纪铸铜厂改造的厂房内尝试研发新药。照理说他们应该在寻找抗生素,但他们并没有投资多马克的实验室测试系统。这家公司发现了一种没什么吸引力的化合物,而且这也不是首创,有家瑞士公司已经对它进行过试验,但在给动物用药后,并没有看到效果,便认为它没有价值。德国人也做了同样的试验,但他们却觉得其中大有机会。

格兰泰制药厂发现这种化合物在大鼠、小鼠、豚鼠、兔子、猫和狗身上都没什么作用,所有这些动物都活了下来——这种东西似乎无毒到了滑稽的地步。这对于虔诚的药效虚无主义者来说,可能算是个挺有前景的发现,因为安慰剂效应一直都很强大。20 世纪 50 年代的药品里充斥着毒性被低估的化合物,而它们的药效却往往被夸大。一种真正无害的安慰剂,披上现代化学的诱人外衣,可能对病人更有价值,当然也有利于提高利润。不过磺胺类药物和盘尼西林的成功,早已宣告了药效虚无主义的过时。

两位对格兰泰制药厂有所研究的历史学家指出,这家公司的举动可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道德视角。在激动人心的抗生素大发现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才过去不久。格兰泰制药厂的研发负责人海因里希·穆克特尔(Heinrich Mückter)在战争时期是占领波兰克拉科夫的德军高级将领的军医,他的另一个头衔是斑疹热和病毒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家指出:“没人听说德国军队在波兰推广过医疗工作。”在他们听来,这更像是以研究所之名进行人体实验,研究的是杀人方法。

格兰泰制药厂的行为令人很难理解,他们中的一位化学家认为这种化合物的结构与巴比妥酸盐很相似,而后者是种极其有效,但也十分危险的安眠药。确实,更安全的镇静剂意味着财源滚滚,也能造福人类,但这种药物并没能对动物起到任何镇静作用。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没有作用。不知是出于对化学新兴力量的某种奇怪信仰,还是相信一切化学制剂都有治疗作用的陈旧观念,又或是具有为了赚钱而哄骗他人的强烈意愿,格兰泰制药厂开始向医生推广这种药物。接下来发生的事清楚表明,当时对药物安全性与有效性的管控是多么薄弱。

如果要让一种药物在联邦德国获得销售资格,就需要对其功效进行充分而清晰的证明,以令人信服。通常做法是从动物试验观察到的效果入手,但由于这种药物没显示出任何效力,就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格兰泰制药厂只是把药物发给医生,让他们在病人身上试用,并将反馈回来的观察报告当作确认药效的证据。格兰泰制药厂给医生的建议是,这种药也许在控制癫痫上会有点儿作用(其根据最多也不过出于臆想式的乐观);而医生们回复说,这种药可以帮助病人入睡。

由于格兰泰制药厂本就希望将他们的药物当作巴比妥酸盐的安全版,这个消息真是好极了。他们带着这些报告回到实验室中,炮制出了一个证明疗效显著的动物试验。他们将小鼠放在笼子里,并记录说,它们在给药后会比原先动得少一些。这种衡量镇静效果的方法并没有得到认可,但他们本来也没想对药物进行最高标准的检验,只是想拿到执照而已。进行试验和进行可靠的试验并不是一回事,也不是所有证据都有同样价值。给人们服用伪装成药物的糖丸,他们就会报告一大堆药效和副作用。如果告诉他们这种药片和巴比妥酸盐类似,而且更安全,就会有些人报告说他们服药后睡得好多了。只要多多记录动物的各种举动,就总能找到一种行为,和你给它们服的随便什么药物相关。科学就像锤子,只有你知道自己在拿它做什么时,它才真正有用。

1956 年圣诞节,在格兰泰制药厂所在的斯托尔伯格,一名没有耳朵的婴儿出生了。婴儿的父亲在格兰泰制药厂工作,他曾经把一份药物样品带回家,给怀孕中的妻子服用。10 个月后,也就是 1957 年 10 月的第一天,距离苏联的人造卫星升空还有 3 天,格兰泰制药厂的新药沙利度胺(thalidomide)此时公开上市。它斥重金大打广告,在 50 家医学期刊上购买版面,发出 50000 份广告传单,并给 25 万名医生直接写信推荐。

这种药物的商品名叫作“反应停”(Contergan),它一经上市,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只要有人觉得它在某个方面有效,格兰泰制药厂就乐于以此为由进行推荐。1958 年,格兰泰制药厂接到报告称它能抑制呕吐,便给医生们写信声称这是治疗孕妇晨吐的“首选药物”。销售这一药物的英国公司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推荐,便告诉他们的顾客,沙利度胺“对孕妇和哺乳期母亲完全安全,对母亲或孩子都没有副作用”。药品销量十分惊人,在部分国家甚至仅次于阿司匹林。

1959 年,一位德国神经疾病医生给格兰泰制药厂写信,报告他的一名病人在服药期间发生了神经损伤。他询问他们,是否还了解其他类似病例。他们回答没有,但这是在说谎,他们早已接到过其他报告。到 1960 年,格兰泰制药厂已接到约 100 个病例,都是关于服用沙利度胺后出现神经损伤的情况。他们通知销售代表否认其中的联系,而且没有启动任何进一步研究来调查此事。当他们在科隆的销售代表被问及沙利度胺导致神经损伤的问题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回答:“我尽力把他们说糊涂了。”随着有关副作用的报告越堆越多,很难再对格兰泰制药厂的行为进行解释。“如果我是医生,”海因里希·穆克特尔 1961 年说,这时他仍是公司的研发负责人,“我不会再给病人开反应停。先生们,我警告你们——我不想重复之前的判断——其中有很大风险。”这是他在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的发言。但仅仅 6 周后,他就在一次公开医学会议上将反应停描述为“世界上最好的安眠药”。

从前一年的 9 月,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理查森-梅里尔公司(Richardson-Merrell)就开始努力在美国获批销售沙利度胺。沙利度胺已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按常规申请步骤,应当将材料交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新入职的审核员。弗朗西丝·奥尔德姆·凯尔西(Frances Oldham Kelsey)之前是一名科研人员,她曾对致命的磺胺酏剂进行过研究,协助证明了致 100 多人死亡的物质就是二甘醇。她入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因为有一个职位意外空缺。她的前任因为索取一种药物的有效性证据,突然间丢了工作——据说是为了“安抚一家制药公司”。凯尔西是“一位个子不高、苗条、谦逊的女士,笑容甜美,稍微有些龅牙”。据说她的仪表和厨艺都十分“英国式”,不管是对食物还是着装,这种说法都带有贬义。看起来,她不太可能破坏制药公司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之间的良好关系。

但令理查德-梅里尔大吃一惊的是,凯尔西否决了他们的申请。她对沙利度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明都不满意。证据的标准要求虽然很宽松,但定义也很不明确,这就给了凯尔西自由裁量的空间。以她的理解来看,此前对沙利度胺的研究并不符合标准。

理查森-梅里尔所提交的不仅是沙利度胺,还有一种名为“MER/29”的抗胆固醇药物。它期望这两种药物能帮助它跻身于美国新兴制药公司的“真正一流行列”。这种抗胆固醇药物曾在灵长类动物试验中导致过耳聋及其他副作用,公司明知这些问题,却故意隐瞒不报。(后来它被部分药物受害者告上法庭,并支付了 2 亿美元赔偿金。)在凯尔西否决申请后,理查森-梅里尔重新修改了材料并再次提交。而她也再次将其否决,指出材料里并没有增加新的信息。在凯尔西看来,材料里的专家意见与其说是科学证据,不如说是买来的证书。

这家公司越来越急于向市场推广沙利度胺,不断骚扰着凯尔西和她的上司。与此同时,它还在继续向美国医生提供药物。推销和出售药物确实需要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但作为试验品进行分发就不必经过许可,对试验的适当性也没有特别规定。理查森-梅里尔的试验并不是由他们的研究人员或药剂师来开展的,而是由销售与市场部主导。市场部组织将样品寄给医生,并再三保证他们用不着报告任何结果。

在德国和澳大利亚,医生们对沙利度胺的担忧与日俱增。除了能导致神经损伤之外,它还产生了其他问题。1961 年秋天,一位名叫维杜金德·伦茨(Widukind Lenz)的德国儿科医生给《周日世界报》(World on Sunday)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描写的150 名婴儿在出生时就伴有严重而可怕的罕见缺陷,而他认为这些缺陷与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了沙利度胺有关。澳大利亚产科医生威廉·麦克布莱德(William McBride)在给《柳叶刀》的投稿中,也对他的病人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伦茨给格兰泰制药厂写了封信,要求他们召回药物。“每延误一个月,”他写道,“就意味着有 50 到 100 个有严重残疾的孩子出生。”但格兰泰制药厂拒绝召回沙利度胺。在伦茨之后,德国政府也下达了产品下架的要求。1961 年晚些时候,格兰泰制药厂终于在公众压力下召回了药物——但只是在德国,而且只是为了回应海因里希·穆克特尔所谓“《周日世界报》上哗众取宠的文章”。

由于缺乏记录,我们已不可能精确评估沙度利胺所造成的伤害。但根据估计,约有 1 万名儿童因为这种药物而重度畸形,其中只有大约一半活到了成年。在美国,理查森-梅里尔销售部门的“研究”项目共发出了 250 万片药物。这也是个大数目,但比起其他地区的销售量来说如九牛一毛。多亏凯尔西一直拒绝批准沙利度胺,这种药物造成了不到 20 名美国儿童出生畸形。

格兰泰制药厂的药理学家为此感到十分内疚,正是他误以为沙利度胺与巴比妥酸盐类似。他从未想过自己研发的药物会有这样的毒性,如今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工作造成了怎样的后果。“我感到自己像个巴士司机,驾车撞上了一群孩子,令他们死的死,伤的伤。”他说。

海因里希·穆克特尔却不这么认为。1968 年5 月,当穆克特尔和其他 8 名公司高管一起面临联邦德国司法部的犯罪指控时,他以一段愤怒的陈述开场:“我首先要说,我认为这一指控是对我个人的严重不公。”格兰泰制药厂似乎也这么认为。他们强烈地反对这一指控,攻击杜维金德·伦茨的人品和学识,威胁记者要采取法律行动,并拒绝承认负有任何责任。在开庭 3 年之后,受害家庭接受了共计 4300 万美元的赔偿金和庭外和解。格兰泰制药厂的高管在判决时并未出席。

如果阅读公司网站对沙利度胺事件的描述,你会觉得这是家富有爱心的公司,正满怀同情和慷慨应对一场无法预知、无法避免的悲剧。格兰泰制药厂躲过了对它法律责任的最终审判,便得意扬扬地宣传自己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销售沙利度胺的英国公司迪斯提勒(Distillers)也是同样的德行,拒绝承担任何法律或道德责任。只是由于迪斯提勒的个人股东们对此十分憎恶,《星期日泰晤士报》也一直紧追不舍(在英国法律禁止媒体讨论沙利度胺的 10 年中,他们进行了大量调查,并从 1972 年开始进行曝光),公司才被迫支付了赔偿金。

在美国,沙利度胺丑闻让基福弗议员的药品听证会起死回生,结果是在 1962 年 10 月 10 日最终通过了《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Kefauver-HarrisAmendments )。如今,一种药物在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之前需要接受更严格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明。同时,“知情同意”(informedconsent)的概念也被引入美国法律之中,制药公司被要求向公众如实披露自己产品的副作用。埃斯蒂斯·基福弗相信这项修正案是他“最出色的成就”,因为它保护了美国人的安全。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当时说:“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特别骄傲的,要用一场国际灾难才让我们意识到,药品的第一要务在于安全。”不过对于自己所采取的响应措施,他还是很骄傲。在当选总统并将基福弗的修正案签署生效后,他告诉国会:“医生和消费者都应当获得保证,确定今天市场上的任何药物和治疗仪器都是安全的,并且能取得预计的疗效。”

这是种典型的政客语言,表现出怀疑、不确定或谨慎都会有碍进入白宫之路。肯尼迪和基福弗对他们的善行满怀信心,但这种自信却用错了地方。

沙利度胺的故事让我们意识到认知的弱点。这种药物的副作用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不是因为它能致死致残,而是因为这种致残方式特别少见。是特殊的畸形性状引发了关注,而不是发生的数量。如果这种致命性是通过肺炎或其他常见疾病表现出来,恐怕还要花上更长时间才能被发现。在用药过程中,医生们仍然没有获得理解药效所需的充分信息,即使是最好的医生也是一样。

但世界各国在处理此事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政府赋予监管主体以新的权力,但对药物的基本概念仍然大体缺失:药物的危害与收效之间的平衡性难以预测,整体偏向哪方,通常不会立即显现。很少有人能以开放的态度深入思考有效性与安全性的最佳评估方式,而立法过程却是一路凯歌。

沙利度胺在德国的下架不是政府行动的结果,也并非出于制药公司的谨慎与同情,而完全是因为媒体的负面报道,这种情形令民众备受打击。新监管法规在世界各国落地,几乎都是照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套路,其中有些发挥了作用,有些反而帮了倒忙。

【洪田浅议】一部现代医药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血泪史。对于任何“最新高科技成果”,尤其是药物和医疗手段,都需要怀有一份警惕。

(选编:洪田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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