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虚: “五月风暴”: 一种持续反抗的开始

更多精采内容请下载官方APP: 苹果(iPhone)安卓(Android)安卓国内下载(APK)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ai_1968]_Mai_68_d閎ut_[...]_btv1b9018074c.JPEG

68年5月:一种持续斗争的开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00687UNRzy7eLaUN7NSa8&690.jpg

https://cdn-az.allevents.in/bannerspace/f534ed7e3a14481011305cd4ed580c3f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5/24/99/4791824.jpg&x=0&y=0&sw=0&sh=0&sl=W&fw=1050

今年是法国“五月风暴”五十周年。一段时间以来,从Radio Canada、Le Devoir等加拿大媒体上,我们能读到和看到与“五月风暴”相关的一些文字和影视资料。在法国,自4月下旬开始至今的一个多月,各类媒体更是陆续推出了一大批形式各异的专题节目,各社会团体和专业领域,如工会、学联、妇女组织、学术思想界、文学艺术界、新闻出版界等,都举办了不同规模、性质和形式的系列活动。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回顾了五十年前的那场声势浩大的社会风暴,分析和评论它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五月风暴,又叫作“五月事件”、“五月革命”、“五月起义”或“五月暴动”,它所指称的,是1968年5月在巴黎及其他法国城市出现的一场规模空前、影响巨大的自发性群众抗议运动,它主要表现为持续的、参与人数极多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街垒抗争。

这股抗议之风(un vent de contestation)直接导源于大学生们对当时高等教育制度和国家政治现状的极度不满,具体起始于巴黎大学南泰尔学院(即巴黎第十大学)。3月21日,一个左翼突击队袭击了在巴黎的一家美国公司大楼,以抗议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六名被捕青年中有一人是南泰尔学院的学生。22日,学运领袖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组织学生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以示抗议。教育行政机构被学生占领,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5月2日,校方关闭南泰尔学院,并责令以科恩-本迪为首的8名学生骨干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这一事件促成了学生抗议活动的扩大和蔓延。5月3日,巴黎大学各学生社团纷纷云集大学总部抗议。面对学生的抗议,当时的法国政府不但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反而粗暴地施以镇压,使得事态不断恶化。当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校园,并逮捕了300多名学生。根据法国传统,警察不得进入校园。这是巴黎大学700年历史上第二次被关闭,上次是因纳粹占领。这次大批警察进驻校区的行动不但更加激怒了学生,也使得大多数教授、学者站在了同情学生的立场上。学生们不断高呼“还我同志”的口号,结果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驱赶,学生和围观青年随即在卢森堡广场垒起了象征反抗的第一道街垒。由此,反抗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学生与警察之间在街头不停地对抗,街垒一次次被撤除又一次次重新筑起。而最激烈、影响最大的一次对抗,发生在5月10日至11日夜间。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8日,萨特等一批名人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人们开始挥舞旗帜,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学生和警方在圣日尔曼大街的激烈冲突导致422人被捕,超过900人受伤;9日,萨特等再联署“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宣言;10日,拉丁区爆发了更大规模示威抗议,而警方则封锁塞纳河上桥梁,双方展开激烈冲突;11日凌晨2点,共和国保安队接到命令开始进攻,一场街垒搏斗轰然启动。警察向一个个街垒投掷催泪弹,用警棍抽打所有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学生则拾起手边所有的所有东西——石块、未爆炸的催泪弹等等——掷向警方。整个拉丁区成了街垒搏斗的世界,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对峙局面持续了4个小时,直到凌晨6点,警方拿下所有的街垒,驱散了全部学生。数百人受伤,五百多人被逮捕,近两百辆汽车被烧毁。

警方暴力镇压的消息迅速传遍法国,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学生纷起响应,法国几大工会的领导决定 为了支持学生抗议运动,在13日发起罢工并与巴黎学生组织一起举行了二战结束后巴黎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一些学生组织开始奔赴工厂和全国串连,动员“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领导权”,罢工浪潮开始席卷全法国。5月14日,南方飞机公司在布格奈的工厂里的工人发动罢工。在随后几天中,雷诺-克里昂、洛克希德-波维、雷诺-弗兰等工厂先后罢工。很快,全国的雷诺工厂、全国的航天企业等几乎全部瘫痪。罢工运动继续延伸到了巴黎和诺曼底地区的冶金行业、西部的造船厂、铁路、银行、保险、印刷。

21日,政府下令将学运领袖科恩-本迪等驱逐出境;次日,爆发了反驱逐的大游行,整个法兰西几乎陷入瘫痪状态:铁路公交停运,银行关门,邮递员罢工,汽油开始紧缺,就连包括博物馆、电影院在内的文化行业也加入了罢工行列。

5月24日戴高乐总统发表讲话,试图扭转局面。但他的讲话没有让抗议者们看到任何希望。5月24日夜晚,巴黎再一次陷入学生、市民与共和国保安队之间的巷战。在13日到24日的近两周里,戴高乐政府几乎完全无所作为。

5月25日,电视台也不再正常运转——记者和编辑们为了抗议当局对罢工消息的封锁而拒绝播报新闻。同日,政府和工会开始谈判,并于27日达成一系列协议,却遭到大多数工人的拒绝,示威者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的、类似1936年人民阵线的“人民政府”。

29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全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

30日下午四点半,已得到军队效忠支持的戴高乐再次发表讲话。他拒绝反对党派的所有要求,他将不辞职、不换总理,而是要解散议会。他表示“法国面临着专政的威胁”,说“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我将不得不[…]采取其他做法。”他没有说“其他做法”究竟是什么,但所有人都明白那意味着军队的介入。戴高乐讲话后,30日有几十万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表示对他及政府的支持。

5月31日,军队的坦克开始在巴黎附近集结,警察和军队控制了广播电视大楼。6月1日,示威和集会被禁止,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在此后的冲突中死亡。6月初的几天里,示威游行虽仍时有发生,但在工会的要求和警力的迫胁下,各行业的工厂逐渐开始复工。

6月12日,内政部宣布解散12个极左翼组织,6月14日、16日,警方分别从学生手中夺回被学生运动占据的奥德翁剧院和巴黎大学。国家广播台的一批记者、制作人被解职,政府的宣传机器重新开动,戴高乐被塑造为混乱局面下唯一的救星。6月30日,议会选举结束,戴高乐主义者获得绝对多数。一场主要由学生和工人自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反抗风暴由此告一段落。社会生活仿佛又恢复了旧有的秩序,国家建设依循着既定的逻辑向前发展。

如何面对和评价这场风暴,是法国思想和舆论界一直面临着的大问题,有关的文献与研究成果也早已可谓汗牛充栋。

在自五月风暴爆发以来的50年里,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分析和评价已经显示出人们面对这场风暴所持有的立场和态度。有人将这场反抗风暴视为当代法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次社会运动;有人认为这场风暴所代表的意义非同寻常,甚至将它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布尔乔亚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相提并论;有的人认为五月发生的仅仅是一起事件,或者根本上算不上是一起事件,它反映的只是一种“代际冲突”,甚至是一种“俄狄浦斯情结”,此次事件让人们面对的“既是社会的也是生物学的现象”;还有人则把学生们的反抗描述为一种嬉皮士式的纯个人主义的叛逆,认为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体自由”乃至享乐的生活;当然还有一些人想要“终结68年五月的遗产”,主张彻底清算五月风暴的负面影响;等等。

在另一层面,50年来,每当社会矛盾明显加剧时,每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现状感到极度的不满和强烈的愤慨时,人们在心里想到或公开喊出的一句话,就是“需要一次新的68年5月”。因为这个需要,50年来,人们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谈论一番五月风暴。然而,在“后革命”、“后反抗”已成时尚的思想框架内,任何想要有所突破的深入讨论都变得相当的困难。而通过媒体的选择和安排,人们在谈论中最经常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五月风暴——一场学生和工人共同参与的大规模社会反抗运动在政治经济维度上被刻意地淡化和抽空,剩下的仅仅是一堆与经济和政治无本质关联的所谓 “遗产”或“负遗产”。

不过,早在五月风暴爆发的初期,时任法国总理的乔治·蓬皮杜就锐敏地指出:这场风暴真正冲击的是整个当代西方文明。在风暴经历“胜利般的失败”而归于平静后,他又公开断言:从此,“一切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了”。蓬皮杜的这一判断,毫无疑问地在几乎所有人的心中都下了一道无法否定的痕迹。

是的,人们清楚,与法国五月风暴同时发生的,还有世界许多地方风起云涌的各类社会反抗运动。当时,在波兰、捷克、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及日本,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和愤怒已濒近极点,组织起来反抗已成为一股浩荡的激流。这股激流冲击的,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形态诸维度在内的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最终,这股激流虽然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文明体系,却实实在在地在各个层面击打了这个体系,让当时的整个西方文明大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震撼。人们同时也清初,自法国五月风暴及其所代表的68年世界性社会反抗运动爆发以来,沿着旧有逻辑发展的西方文明遭遇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群众性政治压力,的确一切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了。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笔者第一次踏足巴黎,在当时认识的一些熟人、朋友和老师当中,有好几位就是五月风暴的参与者或见证者。我熟悉他们各自的思想态度与政治取向,对他们当中一些人后来的思想转变和立场摇摆也有所了解。

在我看来,法国五月风暴参与者的政治诉求和指导思想虽然多元复杂,风暴的构成和运行带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和局限,但此次风暴的爆发本身,显露了一直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潜藏在着的、或被着意掩饰或被强力压抑的文明本质问题,表征了为克服和解决这个本质问题而必然具有的社会反抗需要。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个文明本质问题实际上有如幽灵,长期地缠绕着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和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其他社会。今天,法国五月风暴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份共同遗产,内在于它的“社会反抗需要”必定会随着西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起伏变化而时不时地显露,展示出它特有的能量,进而促成新的社会反抗。这是一种持续的反抗,一种必然有着高潮和低潮的反抗。五月风暴开始的,正是这样一种持续的社会反抗运动。(2018-05-29)

(撰稿:《七天》评论员 步虚)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