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虚:由“空心病”说到“意义治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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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尔独特的个人感悟在当时盛行的存在主义哲学——自由自觉自主的存在、自由选择目的与方式的存在、自觉承当责任与命运的存在、自主面对人生苦难的存在——中获得了共鸣和凝合。人的命运操之于人自身;人除了自己的意求和选择之外,空无所有。正是这样,非人的集中营生活不但没有将弗兰克尔击垮,相反却促使并推动着他以自由人的存在态度和方式,更加勇敢而平静地面对困苦,更加强烈而深沉地追求和体悟生命的意义,更加努力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开拓出一种“意义治疗”的道路以彰显自己生命的意义。也正是这样,“知道为什么生活的人可以忍受任何生活”(He who has a“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ny “how”),尼采的这句名言成为了弗兰克尔永远的心声。

所谓“意义治疗”,就是在治疗过程中以“存在的意义”及“人对此存在意义的追寻”为指导原则,在治疗策略上即关注就诊者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挫折,同时更着重于调动和发挥他们的自由意志,引导他们去寻找和发现存在的意义,明确并自觉生活的目标,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和自主自为的担当精神来面对和驾驭当下的生活。支撑弗兰克尔意义治疗学说的三个理论设定是:“意志自由”、“意义意志”和“生命意义”,它们所包含的基本观点是:人作为人生活在世界上,唯一能自主拥有的,是自己的意愿和志向;追求意义是人的基本需求和内在倾向,每个人在思想和行动中都有追寻意义的自由;生命意义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动力、支撑和引导,生命的意义要靠人自己去追求和发现。

早年,弗兰克尔曾通过通信和当面请教的方式从学于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应弗洛伊德本人之约,弗兰克尔将自己写的第一篇论文刊布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几乎与此同时,弗兰克尔与个体心理学倡导者阿德勒亦多有接触,并为阿德勒主编的《国际个体心理学》期刊撰写文章。后来,由于理念和观点上的明显差异,弗兰克尔被迫先后离开“精神分析学会”和“个体心理学学会”。

相对于强调“追求快乐”作用的弗洛伊德和重视“追求权能”作用的阿德勒,弗兰克尔之所以将“意义”引入精神病学领域并开创性地建构“意义治疗”学说,是因为在临床实践中,他发现许多精神病患者的病症既不仅仅产生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压抑”,也不仅仅产生于阿德勒所强调的“自卑心结”,而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存在空虚”。弗兰克尔认为,存在空虚而导致的精神病症是一种精神性、心灵性神经症(noogenic neurosis),其本质首先是一种“意义缺失”,而寻求解决这种缺失的思路既不能依赖“性快感”需要的满足,也不能指望“自我增值”或“自我优化”意志的实现,而应该指向一种“意义充实”。在他看来,无论是佛洛伊德的“快乐原则”还是阿德勒的“求权意志”或“求优意志”,都无法真正解决人之存在的本质问题,都不足以充分完成精神治疗学所理应承当的任务。

人存在的根本事实是,人是追求意义的存在体,而人生的基本动力即是寻求意义的意志,而所谓“快乐原则”和“求优意志”不过是追求意义意志的结果或手段。因此,精神治疗过程不能仅仅满足于分析个体心理或社会环境,而必须将重点放在人的存在这个维度,关注存在过程中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关注“存在的挫折”——人的意义意志受到阻碍并由此给人的精神造成困扰和打击。正是意义支撑着人们在这个充满不幸和苦难、不乏风险和挑战的世界上存在,帮助着人们真实而坦然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而当人觉得自己的生命不再有意义时,他的生命活动就会失去动力,他在生活中就会感到空虚郁闷,就会觉得没有指望、没有意思,也就是说他在经历存在的挫折——许多精神病症都由此而生。唯有生命意义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人才能正常健康地活着,人的存在才会有动力和目标。因此,所谓意义治疗,简单地说就是陪同并协助遭受“存在挫折”的人们化解生命意义问题的治疗过程和方法。

意义治疗的核心文本《人对意义的追寻》一书的英译本自1985年在美国出版以来,已发行73版,销量已过1200万册,并被翻译成32种语言。在中国,不同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该书的多个译本,其中有些版本的书名被译为《活出生命的意义》、《追寻生命的意义》等。这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里程碑似的作品,据说,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其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这本书给无数追求生命意义的读者带来过难以估量的感动和启迪,意义治疗学说本身在临床实践中也取得过令人信服的积极成果。自1970年全世界第一所意义治疗学院在美国圣地亚哥成立以来,目前全球各地共有三十多所意义治疗中心和协会。

对于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着的“空心病”症和“空心”精神状态而言,意义疗法不失为一种值得借鉴的疾病治疗策略和心灵保养方法。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意义治疗学说是一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学说,它特点明显,理论局限和时代局限也非常明显。站在当代中国人和中国“精神医学”和“心灵哲学”文化传统的立场,我们可以说,意义疗法作为一种现代精神诊疗学说和实践,它给我们留下了有待且有可能丰富和拓展的空间和平台。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另外谈论的话题。(2018-04-30)

(撰稿: 《七天》评论员 步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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