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我大学中的偶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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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1935-2018)

李敖,对我来说,熟悉又陌生。熟悉,他是我大学的偶像之一,他在《文星》的文章几乎手不离册的;陌生,1963年毕业离港,赴美深造,几乎再没有读到他的文章了。既然如此,李敖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3月18日得知他因病走了,我沉默了一阵,不禁想起当年他的文章伴随我在新亚的日子。

当年的新亚(1959-1963),校园读书风气固然十分浓厚,却与我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当时我“偷偷地”成为了胡适的崇拜者(他去世时,我曾在《大学生活》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对“之乎者也”兴趣不大,大一大二《国文》和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位老师的课程都是靠“死背”过关的。后来在《文星》杂志读到李敖批评中国传统的文章,尤其与台湾徐复观和胡秋原的笔战,让我感觉到不再孤独了。

我赞同他的观点和立场;我欣赏他的勇气和博学;我喜欢他的文笔尖锐、义理清晰、批判色彩浓厚,念起来也蛮顺口的。后来在加拿大,读了鲁迅的杂文集(小学时,曾试读他的《野草集》,但感到一头雾水而放弃)似乎有相似的地方,但我总觉得鲁迅是鲁迅,李敖是李敖。

李敖的老朋友陈文茜好像这样说过,李敖是续承五四精神的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好久没读到老田的文章了。今天读到他的《李敖的风骨:一个真自由派可以不做美国鹦鹉》,他从李敖谈到当前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让我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另一层的认识。现转载如下,请大家欣赏。(2018-03-20)

附文:

李敖的风骨:一个真自由派可以不做美国鹦鹉

(中国)老田

为人而有骨气,不免得罪权贵而倒霉,李敖是那种真不怕倒霉的人,为此曾经两度入狱。知识界也算是一种名利场,但是追求真知未必就没有风险和损失,只有那种愿意承担很高风险和成本的知识人,才会具备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骨,如果能够象李敖那样不怕坐牢,那么就不会存在追求真知的心理障碍。

为人而有点真,还往往把自己的思考,局限于认同自己跻身于其中的这片土地这群人,为此,民族忧患和民众困苦就会“污染”纯正的思考,这就难免认同于老共产党的功业,这就难免成为自由派精英中间的另类了,虽然没有人出来强硬开革李敖的自由派教籍,但由此造成与很多大佬大腕不睦则是在所难免的。

为此,要对刚刚去世的李敖先生表示一点钦服:不仅仅因为他有着不怕坐牢的勇气,还在于一个知识人有着面对真问题的勇气。有了这两点,一个知识人不管他观点和立场为何,他就有着了拒绝“随大流”跟风投机的风骨或坚守。

据朋友转述,李敖之不骂老共产党和毛主席,在于他本人拳拳服膺于台湾旅美左派的说服。1971年台湾旅美学人发起“保钓运动”,蒋政权在美日同盟面前不敢维护民族利益的孱头像,彻底毁了国民党对青年的文宣成果,因为蒋政权未能在民族利益面前通过最起码的检验,许多保钓人士转而认同于老共产党人。

此后,台湾的左右翼辩论日趋激烈起来,李敖很希望了解双方的政见差,也许还期待做一点调和工作,为此,找双方的代表性人物恳谈,去把握双方的观点差。据龚忠武(费正清的博士)对人回忆,李敖问他为什么会认同于对岸?龚忠武回答说:近代中国的两大问题一是民众挨饿问题,二是国家老是挨打问题,谁能够解决这两大问题,谁就应该得到历史肯定。而老共产党人一是解决了对外的挨打问题,这通过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两场战争的胜利,已经彻底解决了;而民众的挨饿问题,通过合作努力的农田水利建设成果,也已经初步解决,因此,历史肯定谁不管哪路权威定论了都不算,只能够考察近代中国史两大问题的完成度来回答。

近代中国的各路政治势力,都面对着同样的两大问题需要答案,无论是大清王朝还是国民党政权,都是如此。在历史和政治舞台上,共产党是后来者,他们就是领着晏阳初所熟知的那一群“愚贫弱私”的农民,对外解决了挨打问题,对内通过合作努力解决了挨饿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考试成绩面前,颠倒是非黑白当然是不对的。

有许多知识人口头上表示自己最喜欢服膺于真理,但做到这点并不容易。而李敖则有所不同,他在许多个场合,李敖都以赞同的口气转述这样一个标准:不管何种政治势力都需要通过中国近代两大问题的检验。国民党政权及其帮闲文人,在考试成绩不及格的记录面前,还死不认账,由此就成为他恒久的批判对象,国民党文宣干部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尤其受到他的憎恶——这位局长相当于硬要把不及格分数伪装成为满分成绩,为此,垂暮之年的李敖写了《大江大海骗了你》,对龙局长痛加驳斥。他反驳龙应台不是为了搞另外一种政治文宣,而是维护真理或者说维护历史考试题和历史考试成绩的有效性,正因为李敖不是左派,他这种奋起维护历史考试严肃性的努力,才更令人感佩。

尊重历史试题的严肃性,尊重考试成绩的客观性排名,是李敖的率真所在。李敖直至离开人世,也没有左翼立场或者思想,但是,他高度认同于民众的需求目标和民族安全利益,为此,他与内地成长的媒体精英鲁豫对谈时,区别尤为明显:鲁豫一口一个毛泽东,李敖一个一个毛主席,他似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违和感。

大陆不同于台湾,在过去六七十年内,已经有过两次政治历史的根本性转折。这样的巨变,对于从事于符号生产的知识精英而言,是一个极为严酷的检验和测试,应该说,知识精英所生产的符号产品,因为其公开性,近乎全部知识精英的全部符号产品的测验成绩都极差,选择跟风和机会主义的知识精英是绝大多数。

毛泽东曾经有一个判断:“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邓小平为了建立新的政治联盟,在毛后时代花了很多口舌去反驳毛泽东的判断,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世界观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不需要经过长期的世界观改造,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

不得不说,今日大陆的主流知识精英,在符号生产中间表现出高度的“美国鹦鹉”特色;这些精英也研究近代史,但他们不承认有什么严肃的考题需要严肃回答,更不承认有什么对各路政治势力进行客观检验的有效测验标准,只需要简单地贩卖一下“普世价值”就OK了。应该说,大陆主流学界这样的表现相当于是在中国充当美国文宣和价值观的代言人,这样的表现很对不起邓小平,相当于是以这种方式去打邓小平的脸,同时还证明着毛泽东相关判断的正确性。是毛泽东得罪了你们,公开说你们这伙人酷好“为五张皮服务”好不好?你们怎么老是以实际表现去打邓小平的脸呢?

不排除一些知识精英还是有着自尊心的,也还是要脸面的,他们为此内心感到羞愧,所以就出来制造一个解释性神话:是反右运动或者文革打断了知识精英的脊梁骨,所以才导致他们整体性的表现不佳。但是,与两次蹲大牢的李敖相比,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群人曾经有过脊梁骨没有?而且,老一代被打断脊梁骨的知识人已经历史性地退场了,新一代主流知识人为什么至今还没有长出脊梁骨来呢?

真理追求事业需要冒一点风险或者支付个人成本,知识人不能没有脊梁骨的支撑,因为其稀缺也就越发显得珍贵,由此,李敖去世才真的构成中文知识界的一大损失。

愿李敖先生安息!谨以此文追怀今晨去世的李敖先生!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撰稿:《七天》评论员刘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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